疯狂的兔子

王叔英资治策七：明利害

臣闻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，曰“庶富教”是也，为人君者将欲遂民之庶，必先有以富之，既富之然后可以教之，今天下之民未甚庶，未能从上之教者，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，富之之道臣尝读大学而知之矣，有曰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怕足矣，是则平治天下之道实本于此，臣窃观之，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颇知其略矣，恒产未制而贫富不均，赋敛未平而田多荒芜，此二者生之乏本之害也；军卒有多余之丁而惟务于工商，僧道有污杂之众而失力于耕稼，民之务未者常胜而务本者常负，此三者生之未众之害也；养兵太多而有徒食之军，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员，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；官司役民或夺其时，或尽其力，此二者为之未疾之害也；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民，粟有可储之时而不储，民用有可省之费而不省，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，臣请得而详言之：古者井田之制，一夫授田百亩，故民生业均一，后世井田既废，故民业不均，至于后魏有均田之法，北齐有永业之制，唐有口分世业之田，虽非先王之道，然亦庶几使民有恒产者，自唐以后，恒产之制不行，富强兼并，至有田连阡陌者，贫民无田可耕，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，亦输其收之半，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，此恒产未制之害，是以贫富不均也；古者田皆在官，故什一之税通乎天下而赋敛以平，后世田有官民之分，税有轻重之异，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，故田之系于民者，其赋不得不重，惟系于官者，其赋轻而亦有过于重者，官民之田肥瘠不等，则赋税有差，然或造籍徇私以肥为瘠，赋当轻而反重者，往往有之，若夫官田之赋，虽比之民田为重，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，然输之官仓，道路既遥，劳费不少，收纳之际，其弊更多，故亦或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，由是官民之田，其入可租赋之余，而又有可酬其力者，民然后可得而耕，其不然者，则民不可得而耕矣，此赋敛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芜也，斯二者岂非有害干生之之本乎？古者兵出于农，则兵固自耕而食者也，今为兵者，既不耕而食于农者多，而又多余丁，不为商则为工，是亦不耕而食于农者，人之务末者众而务本者寡，实由乎此，此军卒有多余之丁，可以裁减归农而未裁减之故也；古之为民者四，曰”士农工商”而已，后世益之以僧道而为民者六，故务农者益寡，况二氏之教本以清净无为为宗，而后世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，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，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利，由是为之者众，往往食肉饮酒，华衣美食，肆欲营利，无异于污民，是则于其本教既忍违之，况可律之以圣人之教乎？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，乃托佛老以为生，无补于世道而有败于风俗，愚民不知彼之身已获罪难免，犹谓人之事彼者足以获福，且辍已之衣食以奉之，其惑世诬民甚矣，昔唐高祖尝议除之，正以人之坐食者众而资食者少，实由于此，此僧道有汗杂之众，可以省除助农而未省除之故也；古者制民之法以农为本，故常厚之，以商贾为末，故常抑之，后世抑末之法犹存，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费广食众，不能行之，故为商贾者益多，然商贾获利既厚，而财货有余，农民往往衣食不给，反称贷于商贾，况又有工艺之家，男女或尽弃耕织不务，而施奇技淫巧为服用之物，以渔厚利，徒多费工力而无益于实用，农人竭一家之力者，或不足以当其一夫之获，积一岁之收者，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，由是务末者恒有余而务本者恒不足，斯三者岂非有害于生之未众者乎？古之王者止以六军布畿内耳，若合天下，皆自守之，如今制则列国之兵何啻数万哉！古者天子六军，诸侯用兵，不过三军，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过二十万，十万屯京师，十万屯外郡，今京师之兵已十万，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几，以此推之，今之兵过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，天下赋敛之难平，储蓄之未丰，实由于此；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，夏商官倍亦克用乂，后世事渐繁密，故官亦渐增，然唐太宗省内外之官，定制七百三十员，曰“吾以此待天下之贤足矣”，今内外大小之官数以万计，以此推之，今之官有冗员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，天下赋敛之难平，储蓄之难丰，亦由于此，斯二者岂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？古者用民岁不过三日，然役之必于农隙之时，后世事繁，故徭役浸多，唐太宗制租庸调之法，岁不过役民二十日，盖由其能省事故也，故其法至今称之，今天下有司，役民无度，四时不息，由其不能省事故也，至于民稀州县，人丁应役不给，丁丁当差，男丁有故，役及妇人，奈何而民不穷困乎？盖由州县有应并省而不并省者，其民既稀，其役自繁，是以民稠州县，虽不尽其力，亦夺其时，民稀州县，既夺其力，又夺其时，斯二者岂非有害于为之未疾者乎？古者山林川泽，与民共之，而有厉禁，是以斧斤以时入山林，而材木不可胜用，数罟不入洿池，而鱼鼈不可胜食，后世之民，困于徭役者多，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时，急于近利者众，故其人洿池多以数罟，由是材木不给，鱼鳖不充，此所谓土地有可养之物而不养者也；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储，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积，故虽有水旱之灾，而民无菜色，后世赋重役多，故民无余蓄，然汉宣帝时以岁数丰穀贱，农人少利，因置常平仓，令穀贱则增价而籴以利农，穀贵则减价而粜以利民，至隋唐皆有义仓，于收穫之后劝农出粟，以防饥馑，皆良法也，今皆未行，或有水旱之灾，何以备之？此所谓民粟有可蓄之时而不蓄者也；古者制民之用，宫室饮食器用衣服之制，婚姻丧葬祭祀宾客之礼，贵贱各有等差，不得过侈，而又无有释斋醮之设、妖淫鬼神之祠，故民无妄费而财用常足，后世虽或有制而未必尽行，故以庶民之贱苟富有财货之家，其居处服用之物与夫吉凶之礼，拟于公侯者有之，其贫无财货者虽居处服用之物，无以自给，至于婚姻之事，往往假借于人，务为浮靡者有之，及有亲戚之丧，亦穷竭家资，设作斋醮者有之，若疾病则访之巫祝，祷之淫祠，苟乏祭物，或竭己资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，必举债于人而致田庐典卖者有之，此所谓民用有可省之费而不省者也，此三者岂非用之未舒之害耶？凡此数者，特其大略耳，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尽知而徧举也，陛下诚能因臣之所知，而益求其所未知，明其为害则除之，明其为利则兴之，将见富庶之效，不数年而可致，而教化之行不难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