疯狂的兔子

王叔英资治策八：定法制

臣闻先王之治皆因时制宜，无非求合乎天理，以适乎人情而已，然合乎天理者，未有不适乎人情，惟徇乎人情者，未必能合乎天理，何则？天理无不正而人情有公私也。大抵人情之公者，即合乎天理，人情之私者，则违乎天理，君子当循公而弃私，不当徇私而废公，观乎先王之制，因革不齐，无非因时制宜，以为久安长治之计，初不以人情之公私而害天理之公也，今欲继先王之治，必当酌古今之宜，定天下之制，亦惟合乎天理，以适乎人情可也，岂可顾人情之私而违乎天理之公哉！臣于古今所宜之制，略陈于利害之条矣，陛下如欲择其可者而行，惟在斟酌损益，使不违乎古之意而宜乎今之俗，则无不可行者，若欲顾人情之私，则必违乎天理之公矣，其何以行之哉！今姑以制恒产一事言之，如先王井田之制，固难猝行，若如后世均田之法、限田之制，宜可行之于今者，论者必曰“夺富民以予贫民，虽可以得贫民之心，而足以致富民之怨。”殊不知民之所当益者贫也，所当损者富也，此天道亏盈益谦之义，乃出乎天理之公者，固不可避富民而失贫民之心，则是徇乎人情之私而违乎天理之公，其不可也明矣，况天下之民贫者众而富者寡，又岂可忘其寡者而忽其众者乎？以此推之，则于法制可得而定矣。伏惟陛下，谨择而毅行之，则天下幸甚，万世幸甚。